社交媒体时代的建设性对话：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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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塔夫茨大学（2024USNews美国大学排名：40）举办了一场名为“社交媒体时代的建设性对话”的跨大学研讨会，汇集了来自塔夫茨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韦尔斯利学院、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和东北大学的学者，共同探讨如何在这些高度分裂的平台上进行对话并从中受益。麻省理工学院建设性沟通中心主任Deb Roy指出，尽管超过80%的美国人使用至少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但这些平台也加剧了群体间的不信任和事实与认知之间的巨大差距。研讨会的讨论集中在社交媒体如何影响建设性对话，Roy将其定义为“促进对他人真实和准确理解的沟通形式”。

塔夫茨大学的Nick Seaver强调，社交媒体平台缺乏提供安全、可信空间的能力，这些空间对于建设性对话至关重要。他还指出，尽管算法推荐系统常被视为“邪恶”技术，但夸大其实际效果可能会削弱用户的自主性。与会者还讨论了社交媒体如何放大刻板印象，甚至导致去人性化。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研讨会的学者们也对社交媒体在促进话语方面的积极作用表示乐观。东北大学的Brooke Foucault Welles研究了在线激进主义，特别是被边缘化群体的信息如何进入主流对话。她提到，社交媒体在将问题纳入新闻报道或政治话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2014年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的迈克尔·布朗被杀事件。韦尔斯利学院的Linda Charmaraman则强调了让年轻人参与设计新社交媒体平台的重要性，以确保他们的复杂性得到充分体现。

总体而言，研讨会强调了社交媒体在促进社会变革和同理心方面的潜力，同时也指出了需要克服的重大挑战。

社交媒体在放大刻板印象和去人性化方面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当前的社交平台主要通过广告盈利，导致内容以吸引眼球为主，常常是情绪化和极端化的内容，从而抑制了有意义的对话和交流。特别是年轻人，因害怕被排斥和欺凌，往往避免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有意义的自我表达。这种环境对民主构成了威胁，因为社交媒体扭曲了人们对他人的理解，放大了错误和有害的刻板印象，几乎不可能进行开放的对话和辩论。

麻省理工学院和Cortico的研究团队试图设计新的社交网络，以促进建设性沟通。他们的实验包括在公共图书馆安装“聆听盒”，记录和播放人们的故事，以及与政治学家凯西·克莱默合作，进行小组对话，探索如何在线上重现面对面的交流效果。通过这些实验，他们发现了许多在线对话中缺乏的关键角色，如对话组织者、主持人、策展人等。

作者建议，应该创建小规模的社区社交网络，促进学习、跨越分歧的聆听、冲突调解和基于聆听的决策。这些网络可以与市议会或学校管理层等机构连接，形成更具韧性的网络系统。此外，尽管自动化和AI技术可以提高效率，但不应完全取代人类的参与，因为这可能导致权力集中，削弱民主。

算法推荐系统对用户自主性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讨论点。研究表明，在大五人格特质中，只有开放性与用户的算法意识呈正相关。先前知识在开放性与算法意识之间起中介作用，而互联网使用广度在先前知识与算法意识之间起调节作用。研究数据通过对中国互联网用户的随机抽样调查收集，共有885名参与者。结果显示，开放性人格特质通过增加用户对算法的先前知识，进而提高其算法意识。互联网使用广度则在先前知识与算法意识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即互联网使用广度越大，先前知识对算法意识的影响越弱。研究还发现，性别和教育水平对算法意识有正向影响，而年龄则有负向影响。

在疫情时代，提高公众算法意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政策建议应着重增强用户在算法驱动的在线环境中的自主性。研究结果对理解人格特质、先前知识和互联网使用在算法意识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社交媒体在促进边缘化声音和在线激进主义方面的潜力同样不可忽视。2024年，社交媒体成为了社会正义运动的主要工具，帮助放大声音、参与社区并促进平等与和平的对话。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悠久，从民权时代到现在，黑人民权活动家们一直利用各种媒介推动变革。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成为了社会转型的主要催化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约三分之一的社交媒体用户参与了某个问题或事业的群体，26%的用户在过去一年中鼓励他人在社交媒体上采取行动。

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虚拟形式的抗议成为可能，例如更新个人资料图片以反映政治立场和转发引人深思的对话。回顾历史，1950年代的抵抗运动、1960年代的激进主义、1970年代的城市起义、1980年代的毒品危机、1990年代的音乐和电影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进入新千年，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兴起重新塑造了激进主义的领域。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等平台成为组织、动员和揭示紧迫社会问题的有力工具。著名的社交媒体活动家如Philip Lewis和Gerren Keith Gaynor通过他们的报道和在线倡导，吸引了对警察暴行、种族不平等和选民压制等关键问题的关注。

尽管社交媒体带来了信息民主化，但也带来了虚假信息和骚扰等挑战。然而，社交媒体仍然是推动社会变革和促进正义的重要工具。

最后，年轻人在设计新社交媒体平台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2024年6月的社交媒体成瘾诉讼更新详细介绍了针对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和TikTok等社交媒体平台的集体诉讼。这些诉讼指控这些公司故意设计算法以吸引年轻用户，导致他们成瘾，并引发严重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如饮食失调、抑郁症和自杀。诉讼的原告主要是那些在21岁之前因社交媒体成瘾而遭受严重身体伤害的个人及其家属。

2024年6月，美国外科医生呼吁社交媒体平台添加类似香烟警告标签的警示，提醒青少年成瘾和健康风险。纽约州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在向未成年人推送定制内容前获得父母同意，并限制使用未成年人的个人数据进行定向广告。

在多起诉讼中，原告律师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的结果，证明互联网成瘾对青少年大脑功能的影响，作为诉讼的科学依据。肯塔基州一家人起诉称，他们17岁的女儿因使用多种社交媒体平台而患上厌食症、暴食症、抑郁症和自残行为。

2024年5月，社交媒体成瘾集体诉讼新增20个案件，总数达到475个。法官要求被告提供选定原告的使用数据快照。2024年4月，马克·扎克伯格在约两打诉讼中被免除个人责任。2024年3月，加州法官引入激励措施以加快证人证词和文件生产。

这些诉讼的核心是指控社交媒体公司设计的产品对青少年用户具有成瘾性，并且未能警告用户及其父母相关风险。诉讼寻求赔偿因成瘾导致的严重身体和情感伤害，包括自残、饮食失调和自杀。尽管这些案件面临许多法律挑战，但如果成功，可能会导致高额赔偿。

综上所述，社交媒体在促进社会变革和同理心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也面临着放大刻板印象、去人性化和用户自主性削弱等重大挑战。通过设计新的社交网络、提高公众算法意识、促进边缘化声音和在线激进主义，以及让年轻人参与设计新平台，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社交媒体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和民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