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女性公共会计师的压力与流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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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在职业世界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威尔伯·O·和安·鲍尔斯商学院的会计学教授德里克·道尔顿（Derek Dalton）研究了工作与生活平衡与公共会计师角色流动性之间的关系。他的一项研究提供了关于疫情压力和角色过载对公共会计师影响的见解，发现女性公共会计师在疫情期间比男性同行经历了更多的压力。尽管公共会计师事务所多年来有意增加女性合伙人的比例，但疫情爆发后女性公共会计师的流动性增加，这种代表性不足可能会对公共会计师事务所构成长期问题。这篇论文最近被《当代会计研究》接受，这是《金融时报》前50名期刊之一。2021年，道尔顿因其在研究、教学和学术服务方面的杰出工作被授予鲍尔斯杰出研究员称号。他的研究赢得了多个奖项，包括2014年和2015年AAA性别与工作生活平衡分会的KPMG最佳论文奖。在2024/2025学年，他再次被续任为研究员，并期待继续研究工作与生活平衡和流动性，重点关注注册会计师独资经营者。道尔顿的研究有可能揭示会计研究中一个以前被忽视的领域。道尔顿表示，他在鲍尔斯商学院的时间支持了他的研究工作，为他提供了获取数据和在会议上展示研究成果的途径。会计系主任罗宾·拉德克表示：“会计学院非常幸运能有道尔顿这样的研究人员。他不仅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性别和工作生活平衡领域的专家，而且还是一位慷慨的高级学者，与我们学院的多位初级学者分享了他的专业知识并合作。”

COVID-19对女性公共会计师的影响

根据2024年富国银行女性企业影响报告，女性拥有的企业数量在2019年至2023年间的增长速度几乎是男性企业的两倍，从2022年到2023年，这一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了4.5倍。尽管在2020年疫情封锁期间，许多企业关闭，但女性企业主启动的新企业数量超过了关闭的数量，而男性企业数量则有所下降。女性企业不仅增加了员工数量，还提高了收入，而男性企业的这些数字则有所减少。

在疫情期间，女性拥有的企业为经济增加了140万个工作岗位和5796亿美元的收入。收入在25万到99.9万美元之间的女性企业数量增长了约30%，显示出她们的雄心、毅力和跨越100万美元收入门槛的准备。

此外，黑人和拉丁裔女性企业在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期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所有女性企业。2019年至2023年间，黑人女性企业的平均收入增长了32.7%，拉丁裔女性企业增长了17.1%，而所有女性企业的收入增长了12.1%。

报告还指出，拥有50名或更多员工的女性企业占女性企业就业和收入的近一半。这些企业的平均收入为3180万美元，总收入为1.3万亿美元。如果她们达到男性企业的平均收入水平，将为美国经济增加1.2万亿美元的收入。

在行业分布方面，女性企业主要集中在其他服务、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政支持和废物管理、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等四个行业。2019年至2023年间，金融、保险、房地产、运输和仓储行业的女性企业增长最为显著，达到了50%。

报告还分析了女性企业在美国各地的影响，指出纽约、北卡罗来纳、乔治亚、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是女性企业经济影响力最大的州，而迈阿密、达拉斯、波士顿、洛杉矶和菲尼克斯是经济最强的都会区。

尽管女性企业在美国企业中占比39.1%，但她们仅占劳动力的9.2%和收入的5.8%。缩小种族和性别收入差距有望为美国经济增加数万亿美元的收入。

女性公共会计师流动性增加的长期影响

COVID-19疫情对人类活动和日常生活造成了广泛的干扰。由于缺乏个体层面的公开可用的流动性数据，中国在城市内部和人口群体层面对疫情的流动性行为反应大多未知。该研究利用来自1000万社交媒体用户的2.1亿条地理标记帖子，量化了疫情期间中国在家和外出活动的变化。研究将用户与国家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比较，以检验其代表性。为了外部验证结果，研究对地理标记数据进行了后分层校正，并与常用数据源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i）疫情爆发一个月内，工作场所、零售和娱乐地点、公园、交通站点、杂货店和药店的访问量减少了16.8%到57.7%；（ii）年轻人、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以及未婚者的外出活动减少更多；（iii）人们更倾向于访问附近的地点，导致在家3公里范围内的零售和娱乐地点访问量增加了4.3%。这些数据和发现可以深入了解疫情对公共基础设施使用和社会人口群体的非对称影响，有助于设计有针对性的政策，促进户外活动，刺激经济复苏，并缓解弱势群体的社会不平等。

在公共会计师领域，女性的流动性增加可能会对整个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女性公共会计师的流动性增加可能会导致事务所内部的性别比例失衡，进而影响事务所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多样性和包容性是现代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多样性可能会影响事务所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其次，女性公共会计师的流动性增加可能会导致事务所的人才流失。女性公共会计师在事务所中通常担任重要的管理和领导角色，她们的离开可能会导致事务所的管理层出现真空，影响事务所的运营效率和决策质量。

最后，女性公共会计师的流动性增加可能会对整个会计行业的性别平等产生负面影响。尽管近年来会计行业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女性公共会计师的流动性增加可能会使这一进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道尔顿研究的意义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对公司治理的关注度显著增加，尤其是在2000年代初企业倒闭事件频发之后。这些事件促使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公司治理的研究不断增加。尽管公司治理的定量研究丰富多样，但定性研究相对有限。本文回顾了以往关于公司治理的定性研究，以指导未来的研究方向。定性研究方法允许研究者在这一领域收集丰富的信息。

公司治理的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迅速发展，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崩溃之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亚洲资本市场框架中的严重缺陷，包括公司治理制度的缺陷。随后，美国的安然、世通、泰科国际等会计欺诈和丑闻事件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公司治理改革。许多国家发布了公司治理最佳实践准则，以解决董事会有效性和问责制等基本治理问题。

本文通过文献回顾，分析了2000年至2013年间发表的15篇与公司治理相关的定性研究文章。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公司治理中的关键角色，包括管理层、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职能和外部审计。研究发现，尽管定量研究通常关注治理特征（如独立性、勤勉性或财务专业知识），但定性研究更关注治理过程（如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实际执行的角色和职责）。

例如，O’Higgins（2002）通过访谈发现，爱尔兰的非执行董事需要具备敏锐的思维、在董事会内外为公司做出有益贡献的能力以及实际的商业经验。Roberts等（2005）则通过对40位公司董事的访谈，探讨了非执行董事的工作和关系，发现独立性是有效董事会行为的关键。

此外，Cohen等（2002）研究了各种公司治理因素对审计过程的影响，发现审计委员会在后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时代通常被认为是无效的。Gendron等（2004）通过对加拿大三家上市公司的实地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成员在会议期间会关注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等问题，并提出挑战性问题。

总的来说，这些定性研究揭示了董事会在董事会会议中的重要角色，审计委员会与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职能的互动，以及外部审计师与管理层的关系，这些都是定量研究无法探讨的。未来的研究应考虑更多的定性方法，以更好地理解公司治理现象。

道尔顿在会计研究领域的认可和奖项

克莱姆森大学（2024USNews美国大学排名：86）威尔伯·O·和安·鲍尔斯商学院（Wilbur O. and Ann Powers College of Business）重新认定了四位鲍尔斯杰出学者（Powers Distinguished Fellows），以表彰他们在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和对学术卓越的承诺。这四位学者分别是管理系教授克里斯汀·斯科特（Kristin Scott）、管理系副教授艾米·英格拉姆（Amy Ingram）、会计学院教授德里克·道尔顿（Derek Dalton）和市场营销系教授斯科特·斯温（Scott Swain）。

克里斯汀·斯科特的研究集中在正念在工作场所的作用，最近发表在《应用心理学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员工的正念与帮助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艾米·英格拉姆则专注于战略领导语言和非市场活动的政治方面，她的最新研究探讨了CEO偏执对公司的影响。德里克·道尔顿的研究关注会计职业中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及员工流动性，发现疫情期间女性公共会计师的压力和角色过载显著增加。斯科特·斯温的研究兴趣在于创新心理学，最近的研究开发了一个用于零售环境中增强现实应用的动态测试框架。

这些学者的研究不仅推动了克莱姆森大学的学术进步，也为各自领域带来了新的见解和方法。